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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10月3日，周平民、周健民致父母亲家书。作者供图
1938年春，符克赴延安途中留影。作者供图
乔周冕，摄于1935年前后。作者供图
1937年9月14日，吴瑞致父亲家书。作者供图
身着八路军服装的徐光耀，1945年秋摄于河北辛集部队驻地。作者供图
1944年10月26日徐光耀致父亲家书。作者供图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在关于抗战的档案、文献及口述史料中，家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它本是私密的文字，经过战火的摧残，劫后余生，被尘封在一个个家庭中。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，随着各种纪念活动和抢救家书项目的开展，那些尘封的记忆被打开，还原了一幅幅关于那个时代的鲜活画卷。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收藏的关于抗战地家书背后，是一个个普通中国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舍弃个人和家庭的大爱，一次次让我们感动、敬佩。
周氏兄弟：“为救国而死，是死得光明的”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不到半年，东三省沦陷。1932年，日军重兵进攻上海，遭到中国军队顽强反击。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全国掀起了抗日的浪潮。
此时，正在上海的周平民、周健民兄弟，报名参加了“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抗日救国团”。两兄弟是四川内江人，哥哥周平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。受哥哥影响，弟弟周健民也走上了革命道路。1930年8月，县委机关遭敌人破坏后，两人秘密前往上海。“决死团”成员在江苏昆山和无锡培训后，于1932年8月北上，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。两兄弟随蒙边骑兵队奔赴开鲁抗日前线，被分配在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开鲁办事处工作。10月3日，他们联名给远在四川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书。信中说，他们已到达热河省重要城市赤峰，当地民众对抗日队伍极其欢迎，资助了枪械、马匹、皮大衣等军用物资。行军途中，健民患病，已经痊愈，两人均不在战斗一线，希望父母不要挂念。信末坦言：“热河边境已失去一大块地，中国前途极为危险。”
1933年2月初，周健民等人随军开赴鲁北前线，由于此次行动被汉奸刺探获悉，周健民不幸中弹牺牲，时年18岁。不久，日寇进犯热河。3月，热河省会承德失守，热河全境沦陷。周平民随“决死团”主席黄镇东赴上海。6月12日，周平民给外甥百均写信，谈到弟弟健民的牺牲：“这回你二舅舅在打日本鬼子的最前线死去，他为救国而死，是死得光明的……以后努力读书，将来长大了，好替你二舅舅报仇。杀完日本鬼子汉奸叛逆，把已失的东北四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夺回来，以完成你为救国救民而牺牲的二舅舅的遗志。”同年冬，周平民赴南京投考军事学校，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
吴瑞：“决心与倭寇拼命到底”
日军占领热河后，觊觎华北，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重，爱国学生发出呐喊：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”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1936年3月9日，贵州省三穗县滚马乡下德明村的23岁青年吴瑞离别家人，报名从军。经过训练后，吴瑞被编入陆军13师34团2营4连。“七七事变”后第八天，正在汉中留坝县驻防的吴瑞，给两位哥哥写信，介绍了敌我在北平的冲突，表示：“我师现驻斯地，一方面赶筑飞机场，一方面积极准备。但将来能不能北上与倭奴一拼，还是惟命是从。如果本师北上，临行再告。”
不久，13师接到了赴沪抗日的命令。9月14日夜，在行军途中，吴瑞自知此去上海凶多吉少，提笔给父母双亲、两位兄长、妻子写下3封家书，安排家事，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，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：“儿纵因杀矮（倭）寇而牺牲，可是有代价的，有光荣的，决不是平常之病死或亡国后被矮（倭）寇之铁蹄踏死。种种无价值之死，我觉得是无趣味的。所以这次我得到前线上去，我决心与矮（倭）寇拼命到底，所谓‘矮（倭）寇未灭，誓不生还’。纵然死了，我很痛快，很干（甘）心，死后二十年后又做好汉。”他给两位哥哥写信，请他们替自己料理家务，为老人尽孝。在给妻子的信中，他明确表示，“在我的决心，誓不生还的”，对家事做了四点安排，包括侍奉父亲、教育孩子，担负更多家庭责任等。
吴瑞所在的陆军第13师于9月底抵达上海，立即投入淞沪战场。他们奉命在嘉定县陈家行—广福—孙家宅一带构筑防御工事，与日寇久留米师团对峙。日军认为我军立足未稳，立即发动猛烈进攻，遭到顽强抵抗，伤亡300余人却寸地未得。此后，敌增派第九师团第33、36联队，发起水、陆、空立体突击，阵地有的被突破，但我军组织反击，以血肉之躯收回。有的阵地白天丢失，晚上夺回，形成激烈的多日拉锯战。13师74团2营4连坚守广福10余日，时年25岁的吴瑞等拼死抵抗，最后全部壮烈殉国。
乔周冕：“执笔亦等于执枪也”
1937年12月，日军占领南京和济南后，为了打通南北战场，沿津浦铁路向徐州发起进攻。次年春，中日军队以台儿庄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大会战。战场上也活跃着记者的身影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以笔为枪，向人们传递战场新闻，鼓舞着军民的斗志。乔周冕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乔周冕，1909年生，河南省偃师县夹沟乡人，“七七事变”后在开封《河南民国日报》担任评论员。1938年3月31日，他在写给父亲、叔父的家书中，介绍了敌我军队在徐州会战的情况，表明自己即将到徐州担任“特派战地记者”，并表示“国难至此，人人应各尽所能，挽救国运。凡为壮丁皆有从军之义务。儿为壮年，从事文化工作，虽未能持枪卫国，但是，执笔亦等于执枪也。”次日，乔周冕即以“河南民国日报特派记者”身份，赶赴徐州会战前线采访。他以“冠生”为笔名，发出多篇战场报道、人物专访、特写等。
1939年初，乔周冕到延安，更名乔秋远。先在“鲁艺”，后参加“华北战地服务团”，以国际新闻社特派记者、华北站主任，华北新华日报编辑身份，在华北抗日前线采访，报道八路军抗战及中共的抗战根据地建设。
1942年5月，日军袭击八路军总部，乔秋远在突围时不幸牺牲，时年33岁。1951年，河南偃师县人民政府批准乔秋远为烈士。1982年，民政部颁发了乔秋远革命烈士证明书。
符克：“国家亡了，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”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山河破碎，人民遭难，海外华人华侨感同身受，纷纷谴责日寇的侵略行径，或慷慨解囊，捐款捐物，或直接回国参加抗战，或在海外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。
符克，原名符家客，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。少年时期曾任昌洒乡童子团团长。1933年侨居越南任小学教员，1935年考入暨南大学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符克积极参加上海、南京、绥远、山东等地的抗日救国运动。1938年初，他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秋，党中央为了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日救国，选拔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，组成了海外工作团，到东南亚各国开展华侨工作。符克加入该团，任越南琼崖华侨救国会常委，受党的派遣到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日。1939年2月，日军入侵海南岛，符克率领40余名旅越琼侨进步青年回琼参加抗战。年底在香港，经宋庆龄任名誉会长的琼侨联合总会批准，符克被任命为联合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处主任兼回乡服务团总团长。
1940年初，在离开香港，返回广州、海南的途中，符克给父母、大哥等亲人写下三封家书。他知道前方的道路是危险的，但为了抗日救国大业，必须坚定地向前走：“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，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与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。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：国家亡了，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，抗战救国争取胜利，不是少数（人）所能负得起的。”返回海南岛后，符克率领“琼侨回乡服务团”，活跃在琼岛各地，成为一支抗日宣传、战地救护、输送抗日物资的重要力量。
不幸的是，1940年8月，符克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，年仅25岁。1951年，原中共琼崖特委书记、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将军为符克烈士题词：“生为民死为民，生伟大死光荣。”
徐光耀：“为国抗敌是何等光荣”
1944年，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，也是黎明前的黑暗。因战争形势严峻，八路军战士徐光耀已有6年没跟家里通信了。这年10月24日，他同时收到姐姐和父亲的来信，反复阅读，激动万分。姐姐为当八路军的弟弟深感自豪，告诉弟弟自己也参加了革命工作。两天后，徐光耀分别给父亲和姐姐回了一封信。给父亲的信既有浓郁的想念，也有对抗战胜利的憧憬：“爹！您耐心的等着吧！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。今年就可以打败德国，明年就要反攻日本，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！您不信，我姐姐会告诉您现在形势是多么有利。”给姐姐的回信很长，有1200多字，主要表达了对姐姐走上革命道路的欣喜之情，希望姐弟俩共同引导妹妹也参加革命。
徐光耀的父亲徐殿奎，是村里有名的木匠。他从一开始不舍得儿子参军，到亲近八路军、支持抗日，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。12月23日，徐光耀又给父亲写了一封1600多字的长信，详细汇报了八路军的生活，免得父亲挂念，同时解释了自己从军抗日的原因：“现在日寇也来侵犯中国，亡国大祸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学岳飞……为国抗敌是何等光荣，为人夸耀。即使牺牲了，也是流芳千古。”徐光耀说，自己参加八路军，既是尽忠，也是尽孝。“是尽的大忠大孝。不仅孝敬了你，也孝敬了中华民族，孝敬了中国。这比小孝，比对个人的孝是有价值得多了、光荣得多了。”在书信往来中，在子女的影响下，徐殿奎的觉悟很快地提高了。
1938年，只有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营，随部队转战南北，参加了许多重大战斗，表现优秀，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秋，徐光耀从特务营进入警备旅，在锄奸科当文书，后到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，在那里战斗了三年，“清剿”与反“清剿”，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，和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
抗战胜利前夕，徐光耀离开了锄奸部门，到冀中十一分区（原六分区）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。抗战期间的火热生活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成为他创作的丰富源泉。后来，他创作了《小兵张嘎》小说和剧本，并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，聪明机智的抗日小英雄“张嘎子”形象被塑造得生动传神，成为抗战文艺经久不衰的经典。
附记
抗战已经过去了八十年，战争的许多细节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也给后代认识那段历史留下了诸多难题。抗战历史既有悲壮的难民流徙，亦有激昂的国民呐喊；既有壮烈的火线厮杀，亦有温馨的后方情话。军旅豪情，柴米油盐，这一切，都真实地记录在家书中。捧读家书，如同从一条条小径来到抗战历史的大舞台，还原全民族抗战的壮丽图景。
按照社会记忆理论，若干个体的记忆汇聚成一个集体的记忆，若干集体记忆形成社会记忆。在重建抗战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过程中，家书起到了十分独特的媒介作用。抗战家书代表的是抗战时期个体的情感记忆，一封封家书汇聚成抗战时期各阶层的集体记忆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对那场战争的社会记忆。
（作者：张丁，系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研究馆员）
